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！至暗时刻，中国同胞守望相助

2025年12月11日 15:43:36 来源: 人民日报海外版

　　今年12月13日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。近日，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，今年共征集各类文物史料573件（套）。南京大屠杀，又添新证。

　　昭昭前事，惕惕后人！在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，不仅有西方留守人士对难民们的保护，还有中国同胞的守望相助。

　　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、国家记忆和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连红介绍，根据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》记录，有1500名中国人直接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项工作。他们不仅承担大量具体工作，还要避免被日军施暴。至暗时刻，中国同胞救亡图存，写就了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。

　　南京陷落

　　日军对南京的轰炸从1937年8月15日便开始了，敌机从东京出发对南京发起空袭。

　　首次空袭南京的是木更津航空队，航空队中一个叫阿部信夫的士兵后来在《支那事变战记·海军航空战》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：这天上午9时半许，我“海之荒鹭”越海长驱，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南京上空。……许多炸弹从云中落下，敌军狼狈不堪，南京市民惊愕不已，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，这也不奇怪。

　　在鼓楼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威尔逊医生常被空袭所困扰，他在10月28日给夫人的信中写道：空袭总数达到82次。

　　到了11月，经过数月空袭后，南京已经变得混乱不堪。此时，来自美国、德国等国的20多位国际友人与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”，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约翰·拉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。划定美国大使馆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等占地3.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，设立了约25个难民收容所。

　　但日本政府对“南京安全区”的设立表现出了明确的拒绝态度。12月3日，德国大使馆从汉口发来的电报称：日本“出于军事上的原因，不同意在南京设立任何保护区或要塞区”。12月5日，国际委员会收到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于12月4日作出的关于南京安全区的正式答复，对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建议再次给予拒绝。

　　12月13日，中华门失守、太平门失守……日军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南京，南京沦陷了。

　　救济难民

　　金陵大学附属中学42岁的舍监兼英文教师姜正云因家庭负担重没有随校西迁，选择留校护产。作为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所长，他和80位助手最多收容了1.5万名难民。

　　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安全区，“扫荡”也将其包含在内，如步兵第七联队三个大队及配属的战车中队的“扫荡”区域地图标记几乎与安全区重叠。

　　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小林四郎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：那一天，我们连到难民区内的一座大楼去清查难民身份，凡形迹可疑者当即予以扣押……检查结果，有几百人被视为“可疑分子”。在这些人中，绝大多数是来自上海、常州等地的难民，还有一些当地的南京人……他们在日军的押解下走向玄武门……八挺机枪一齐开火，刑场内顿时血肉横飞，连距刑场50米开外的日本兵身上都溅上了死者的鲜血。

　　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在安全区内蔓延，即便这已经是南京城内最安全的区域。

　　“今天晚上，日本兵为了进一步搜寻少女，闯入了我们的宿舍。到处都充满了呜咽声。我毫无任何方法阻止她们哭泣……我一边流着愤怒的眼泪，一边在写这封信。”12月17日，姜正云致信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·菲奇。当天，日军在金大附中强奸了8名妇女。

　　正是在这一天，侵华日军在中山门举行了盛大的“入城”仪式。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，沿着街道走到国民政府门前，道路两侧的士兵挥舞着手臂，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狂欢。之后，日军更加暴虐。

程瑞芳日记

　　当晚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（下称“金女大”）舍监程瑞芳悲痛难眠，在日记里写下血泪见闻：“12月17日，现有十二点钟，坐此写日记不能睡，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……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，不知托（拖）到何处受用。我要哭了，这些姑娘将来如何？”

　　彼时，程瑞芳已经62岁，南京沦陷后，她与金女大难民收容所所长美国人魏特琳以及陈斐然组成“三人紧急委员会”，被魏特琳称为“优秀的将军”。作为南京唯一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难民收容所，金女大收留的难民最多时达1万多人。

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

　　程瑞芳的孙子程国祥生前回忆：“她说都走了，学校就没人看守。自己年纪大了，不想走，就留下了。还有魏特琳也没走，她们一起在难民所看护难民。”

　　由于金女大只收留妇孺，金大附中收留的女性较多，日军对两处的滋扰尤其频繁，日军不仅在校园内强奸妇女，还将妇女从校园内强行掳走。

　　为了保护女性难民，在姜正云安排下，40余名妇女藏在钟楼地下室，这个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5个隔间，通过墙上的出气孔透气，由专人送饭。

　　金大附中没有西方人驻守，只能靠姜正云带着工作人员跟日军周旋，经常遭到谩骂甚至殴打。《拉贝日记》曾引用贝德士的书信称，1938年2月22日，日本兵前来索要劳工，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满足，就对所长姜正云拳打脚踢。

　　除了最大可能保证难民们的安全，收容所还要负责难民们的伙食、卫生等。

　　金大附中设置了粥厂，有专人负责做饭，一般是一天两顿稀饭，每人一大碗。1938年1月3日，由罗威（音译）等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前往金大附中全面检查，对姜正云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　　同舟共济

　　安全区内尚且艰难，安全区外的境况更不言而喻。

　　“杀猪匠”王恒山一家仅能温饱度日，因为舍不得积攒的一点儿家业，他没有去安全区而是留在了汉中门附近的家中，这里正是日军集中屠杀中国同胞的地点之一。时不时地，王恒山便能听到机枪的扫射声和被害同胞的呼喊声，他拳头握得咯咯直响。等枪声渐停，日本兵检查处理完现场离开之后，王恒山便出门寻找还侥幸活下来的人。

　　淮安人田山是黄包车夫，逃到安全区的他与其他难民一起被日军驱赶到汉中门集体屠杀。田山颈部受伤，被王恒山救助，数日后，田山伤口流血过多，有生命危险。王恒山遂冒险通过敌人岗哨到安全区，将田山的妻子接到自己家护理田山。两个月后，田山康复，又由王恒山作保为田山夫妇筹借路费，并由王恒山的妻子谷氏护送他们返回淮安。

　　因为救助了很多人，王恒山自己都记不清一些名字。至暗时刻，涌现了一批类似王恒山的义士。

　　南京大屠杀期间，一些南京本地的慈善组织积极活动。他们一方面积极协助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，一方面承担起掩埋同胞尸体的工作。

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尸体具体统计表

　　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便是其中之一。1937年12月，许传音应邀参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主持难民的住房工作，同时还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。

　　红卍字会设粥厂两处、诊所两处，开办粥厂的米、煤等实物及相关费用，都由许传音与安全委员会逐一沟通，并不时亲自护送粮食到难民聚居点。另外，红卍字会从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。不到半年时间，红卍字会共埋尸4.3万余具，并留下了详细的掩埋记录。

　　伪政驱民

　　1938年1月1日，由日军扶持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，日军试图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，驱赶难民回家，但遭到国际委员会的强烈反对。

　　但迫于日本压力，收容所不得不渐次关闭，拉贝也不得不离开南京。

　　1938年2月21日，即将离任回国的拉贝在告别演说中说：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，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，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……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史册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

金陵大学附中难民收容所解散时的布告

　　1938年5月，尚有6个收容所开放，金女大和金大附中都在其中。5月15日，金大附中贴出了姜正云手书的布告，宣布收容所将于5月31日解散。

　　由于滞留金女大的女性多为无家可归且生活十分贫困的人，程瑞芳便组织她们在金女大的家政班一边上课，一边做工，直到她们能够独立谋生。

　　在繁忙的救济难民间隙，从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日，程瑞芳还将几乎每天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写入了日记，共3万余字。

　　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留守南京的人们仍坚信中国将取得最终胜利。

　　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：从军事的角度来说，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，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失败，是日本民族的耻辱。

　　金陵大学图书管理员邰常仁（音译），偷偷将西方人记述的日军暴行用打字机打了出来，并在装订前言里写道：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，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

　　正义审判
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　　1946年5月，中、苏、美、英、法等11个国家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，审判持续了两年半多。

　　程瑞芳因为身体原因，未能亲自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，但其向法庭提供了书面证言，被列为第308号法庭证据。她在证词中写道：“本人71岁，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。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，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。…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1万多妇女和儿童。”随后，她列举了亲眼所见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、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。